重访“林徽因”：现代爱情的建筑与现代建筑的爱游戏体育(AYX Sports)官方网站

2024-11-21 13:4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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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新的对充满力量的知识分子男性的重建，尤其远离了在这之前中国变革中的充满身体力量的军阀男性，同时也远离了封建系统下的科举考试制度和国家行政职务体系中构造的知识分子男性。“感觉”和“爱情”在这里都成了新的范式，暗含普世价值（期待恒定、权威以及自然化），原真性（期待真正和原本），并且重要地远离野蛮暴力（趋向于被启蒙的），同时饱含微妙和复杂的预示。这也明显地与对个人自由的倡导相连，反对社会和家庭对婚姻的包办和对个人生活的制约以及其中对女性的压迫。然而奇特的是，这其实从某些方面是进一步地对女性的压迫，与国家的自我殖民一同进行。这种在两人灵肉结合中构筑主体的浪漫的爱，从恋爱到婚姻到永恒，如文学与文化学者大卫·舒曼指出的，或是一种欧美近期的发明。而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向之学习并将它当作国家和他们个人新的主体性的指导。在这种探索中，新的女性成为了新的男性可以成立的一个必需品，而后者也充当了前者智慧而有力量的导师，与欧美和中国的情形平行相映。在对欧美社会文化体系全盘崇拜和接受的危险中，另一方面，这里也有用某种抽象的欧美女性作为女性“线性进化”标杆，以产生符合该欧美女性标准的中国女性来展现中国国家的发展进步的倾向。同时，多以妻子身份驻扎在殖民地的白人女性也成为了当地女性的导师。斯里兰卡女性主义学者库马里·扎雅瓦尔德纳在《第三世界女性主义和国家主义》一书中指出，这一现象在20世纪上半叶去殖动的亚洲广泛出现，连同着在国家主义斗争中女性作为男性必要附属的参与和重构的存在

　　然而，化解掉唯一的理想的爱，林的确是这一代知识交流的一个跨学科节点。除了徐——诗歌；梁——建筑；金——哲学；还有和胡适以及沈从文等人的文学交流，以至于文学评论家宋伟杰写道：林是京派文学的灵魂（见Weijie Song“The Aesthetic versus the Political: Lin Huiyin and Modern Beijing.” 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 Vol. 36 ，Dec. 2014: 61-94, p. 83.）。这一对杰出人物关联的聚焦却也夹杂着阻碍中国思想界至今的精英主义。但在林的具体例子中，我们也看到她带着同样的灵魂、注意力、和激情去和她八岁的女儿讨论建筑考察（图2）（如她给梁再冰的信，1937年7月。《林徽因文存》，陈学勇编，四川文艺出版社，2005，p. 86-88），或在农村向匿名手艺人学习陶器。

　　同时，由梁从诫编辑的林“自己”的建筑写作，在初版之后再出了很多版本。其中2014年的一版，它们同美术写作汇作一起形成了两卷（另外还有一卷“小说·戏剧·翻译·书信”和一卷“诗歌·散文”），包含文章：8篇林为作者；2篇林梁为共同作者，林为第一作者；7篇梁林为共同作者，梁为第一作者，其中两篇还有另一作者；以及3篇出版于梁名下但脚注了林的贡献。从一定程度，我们的确可以观察到林和梁专业上和婚姻上的“灵肉”融合。这可以被理解是历史上我们所见到的最早的业界所称“建筑夫妻档”之一（当然，就像没有全能的历史视角，也没有绝对的最早。林梁之前或有1911年结婚的Walter Burley Griffin和Marion Mohony Griffin；以及1910年代相识的阿尔瓦·阿尔托和艾诺·阿尔托），在很多最早的知名现代建筑夫妻档之前——比如开始于1940年代的伊姆斯夫妇，或是开始于1950年代的史密森夫妇，与密斯和莉莉·赖斯1920-30年代而之后才被注意到的合作同期开始。建筑历史学家比阿特丽斯·科伦米娜，聚焦在欧美案例上，写道：“1950年代见证了最早的建筑夫妻档（Beatriz Colomina, The Private Life of Modern Architecture 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rchitectural Historians 58, no. 3，Sep., 1999: 462-471, p. 467）”。林和梁作为建筑夫妻档的先锋一事并非在意料之外，如前文所提，当时时代语境是林在宾大时，建筑系尚不允许女生入学。而这一历史性别不公也尤其导致了建筑夫妻档的产生和流行，如女性主义建筑历史学家简·兰道尔写道：“在男女建筑师搭档合伙关系中扮演那个女性建筑师角色，是女性从事建筑实践的一经久既定形式（Jane Rendell, ‘Introduction: Gender, Space, Architecture’,Gender Space Architecture: An Interdisciplinary Introduction, eds. Jane Rendell, Barbara Penner, and Lain Borden，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225-239, p. 228）。”林和梁的“终身伴侣/搭档”的“成功案例”，成为了五四一代之后追求的理想现代爱情的模版，同时使得现代建筑实践也成为了这一生成的理想场所。伴随它们的是一些其他更有社会外溢性的筑造：比如浪漫的男性解救故事线，作为新女性导师的新男性，以及女性作为职业贤内助的新的家居工作。

　　通过交织浪漫和作品，本文由此拒绝这样消耗女性和男性的主客分离，展现行动者们通过与情感一起的整体活力的流动，在常使他们静止化的既成社会关系中勃发。在这些生活的事件中，他们产生作品，作为一种有意图的副作用效果。在强调这种物质整体的存在下，外表甚至就是大脑。即，我们通过生活的经历和在环境中的存在分别接受和产生着大脑和社会形式（比如在Catherine Malabou, What Should We Do with Our Brain? 2004 trans. Sebastian Rand一书中阐明的）。我们的内部的个人大脑和我们外部的包纳个人外表的社会大脑，在时间中进行的给予和索取的过渡和跳跃中相互交换。

　　科伦米娜还观察到了建筑夫妻档之间的代入和延承，从伊姆斯到史密森到米拉雷斯和皮诺斯（图5）——他们两人的分手让史密森夫妇很担心他们的工作，因为，科伦米娜分析道：“想法是在连续的交流中形成的。当这个合伙关系也是亲密关系的时候，就有对这个想法的出处有更多的不明确了。这种不明确非常地有生产力”——科伦米娜和丈夫Mark Wigley本身也是建筑历史理论界的著名夫妻档。话虽如此，在这种不明确的建筑中，似乎有一种令人不安的唯一叙事，即，需要有一对人存在交融共生才能使一个连续的建筑项目生存（或甚至永存）。它同关系的终结一起灭亡，这关系也似乎势必需要是一个连续发展的存在。毕竟，我们还有那些姓氏机构：史密森，伊姆斯，甚至费/费尔班克斯。费慰梅在有爱地写她的中国朋友时，其实是在写与她与费正清自己婚姻和伙伴关系相平行并映射到的另一对。并且她令人困扰地将林和梁唤做“梁们”——不，徽因保留了她的姓氏，林。这对她同时代的欧美人完全是个异类，而更相近于1980年代的米拉雷斯与皮诺斯的情形。这种对一对夫妻档的追溯性的需求如此强烈，以至于在当代林和梁的再发现中，他们最有名的和费正清费慰梅一起作为两对夫妻的照片，其实是对原有照片的截取：砍掉了在另一个座位上的金岳霖（图6、7）。

　　林的案例不是或远远不仅是中国男性居高临下的爱人成对，或是建筑的永恒合伙交融。或许在她早年和徐的关系中，有一些教授关系，是在他根据具体历史局限性下“爱上爱情”（Lynn Pan, “Exalting Love: Xu Zhimo,” When True Love Came to China,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5, 207-228, p. 221。评论徐 “[爱上爱情] being in love with love”），以建构他的新的现代人格时。但总体上，林作为一多维立体的个体（或节点）存在于复杂网络之中，和他人平等，他人也和她平等。尤其超越与她的出生关联的精英与大众分野，由战争促进，也与她的国际经历不无关联——在另一种殖民情境下的与她在中国的高等级社会地位的错位。虽然，在既有对权力的期待和相对应的性别价值体系中，梁有可能并不高兴她“风头盖过”他，因为大家都记得林才是交谈的中心。她创作、交流、合作，包括和梁在建筑上。这些行为并不是既定意图导向的——即初始便锁定目的出版成书、建成设计作品等——而是出于有机发展的好奇，兴趣，和正向力，并不寻求或保存权力，即使由此被描绘成梁的得力助手以及因为是女性而承担着家庭琐事。而她的思想和工作也多以生活书信，工作文稿和设计修改意见等交流事件遗留轨迹档案留存于世，伴随少量多强调合作的、发表的诗歌，文章，以及落地的设计——除一些书籍杂志的封面设计外，最为人所知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1949）以及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1953）。

　　然而重要的是，她的确是一个爱人。不同于对于主流爱人的建筑的是，她的爱是一种类似斯宾诺莎理论中的生命的正向力，交织在她的生活、感受、情绪，她的活力和敏感之中，通过多种出口，连接、合作、破裂，存在于转瞬即逝的时间性碎片事件以及物质性的“多余的”“琐碎”中——类似她1934年的小说“九十九度中”里所呈现的蒙太奇的电影的建筑（见SHIH Shu-mei, “Gendered Negotiations with the Local: Lin Huiyin and Ling Shuhua,” The Lure of the Modern: Writing Modernism in Semicolonial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 204-228, pp. 211-215的精彩分析）。她1936年2月27日给沈从文的一封信里写道：“凡是在横溢奔放的情感中时，我便觉到抓住一种生活的意义……我认定了生活本身原质是矛盾的，我只要生活……反正我的主义是要生活，没有情感的生活简直是死！”这样，或许幸运地她从没“现代”过，不论是爱情抑或是建筑。而我们或可以从中找到一些开口和空间，让它们其他的构筑可能性，在如此的有时间性、物质性和强烈生活、情感浓度的爱的事件中去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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